文、图/程 希

梁启超与支持创办神户华侨同文学校的华侨合影

梁启超虽然出生于“盛产”华侨的传统侨乡“四邑”之一广东江门新会，但他本人与华侨华人产生直接关联和多种交集，却是因晚清政治变局所迫。1898年10月，戊戌变法失败后，时年26岁的梁启超流亡日本，开始了长达14年在海外旅居和游历的生活。他为世人所熟知的在海外华侨华人社会（简称“海外侨社”）的活动，多为其坚持改良维新的政治主张而向华侨华人的募捐筹款，乃至策动和组织华侨支持、参与国内的武装起义等，而他本人也因为长达十余年在海外的生活和工作而具有了名副其实的“华侨”这一身份却被忽略了，甚至压根没有被意识到。至1912年10月归国前，梁启超以“华侨”身份在海外的活动，大致可分为长住日本与不时出访北美、澳洲及东南亚多国两部分。当然，这些活动也主要是依托和根植于海外侨社来展开的。梁启超身处海外侨社的这一时期是他最意气风发的人生岁月。他一方面通过不断争取华侨华人支持其继续维新变革事业；另一方面，他又以常人难以企及的学识、思想和政治理念，积极引领和推动了海外侨社的发展并产生了深远影响，特别是在联合华商办刊办学办书局、发动成立跨国组织、筹款策应国内革命等方面，他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可以说，在华侨史叙事语境中，海外华侨社会的“三大支柱”，即“侨团”、“侨校”和“侨报（刊）”，梁启超皆有涉猎，且建树颇著。

构筑华侨华人与中国未来发展之桥梁

创办政论性华文报刊

赴日后，梁启超继续致力变法图强的维新事业。其着手的第一项工作便是创办报刊，以改良维新思想启蒙海内外同胞。1898年12月23日，梁启超到日本后仅两个月时间，便在日本华侨的支持下创办了《清议报》。这是维新派在海外创办的第一份报纸，宗旨是“主持清议，开发民智”，意在唤起民族觉醒，鼓励国人奋发图强。主要涉及内容有：抨击腐败的清廷朝政、宣传爱国救亡、主张发展民权和反对封建传统束缚，等等。该报遭清廷严禁，但日常销量也可达三四千份，在中国国内和海外侨社均产生了不小影响。其著名的《少年中国说》一文即于1900年首发于该报，文章从驳斥日本和西方列强污蔑我国为“老大帝国”入手，指出封建统治下的中国是“老大帝国”，表达了他对朝气蓬勃的“少年中国”的热切期盼，慷慨激扬的文字成为一代又一代中国人立志振兴中华的传诵经典。1901年12月21日，《清议报》因报馆失火停办，共出100期。

1902年2月8日，梁启超又在横滨创办《新民丛报》。其主要意图仍是宣传维新变革思想，启蒙教育国人。如其发刊词中所说：“欲维新吾国，当先维新吾民”。其于1902—1906年间在该报发表了由20篇系列文章组成的长篇政论《新民说》，阐述了“新”国民对于国家的重要性和迫切性，以及现代国民所应有的条件和准则，为国家富强和中国社会现代化发展描绘了目标和方向，被认为是中国近代思想启蒙的开创性代表作。

《新民丛报》设有政治、时局、论说、法律等25个专栏，每月一日、十五日发行。该报出版后, 一时供不应求，最高发行量曾达1.4万多份，仅国内就有发行点97个，遍布49个县市，西南、西北、东北等边远地区。与《清议报》一样，《新民丛报》也遭清廷严禁，但“每一册出，内地翻刻本辄十数”。至1907年11月停刊，《新民丛报》共出96期，是梁启超主办历时最久、影响最大的报刊。

《清议报》

梁启超还利用《清议报》和《新民丛报》，尽量报道海外华侨华人的有关信息，对华侨华人所在国的排华歧视进行揭露和评价，同时还刊登了不少关于华侨华人的研究文章、报告书和通讯。其1899年发表的《论商业会议所之益》《商会议》《论内地杂居与商务关系》三篇，可见其对于扶助华侨事业方面的初步主张；其在考察海外侨社基础上写成的《爱国论》《论中国人种之将来》《汗漫录》（即《夏威夷游记》）《海外殖民调查报告书》《新大陆游记》等著述，则留下了至今仍弥足珍贵的一手侨情资料。其通过这些文章著述反映出的关于海外侨胞是重要的维新救国和海外拓殖力量的认识，将华侨华人与中国前途命运密切结合起来，既是维新派在海外侨社开展活动的思想指导，也是广大华侨华人以高涨的热情支持维新派变革图强政治主张的动力所在。

推动华侨组织在海外迅速发展

海外侨团是华侨华人社会的基石和核心力量所在。按西方模式组建政党参与政治活动也是维新派希望效仿的。为更好地组织动员华侨华人，除了各种对爱国、变法维新思想的宣传外，维新派在海外侨团原有“三缘”，即“血缘”“地缘”“业缘”基础上，创建了以公开政治主张为号召的社团组织——“中国维新会”（又称“保商会”）。这无论在海外华侨华人社会还是中国政治史上都是前所未有的新气象。梁启超为“维新会”的发展多方奔走，使申张民权等政治主张为海外侨社所认同，维新派势力因而在海外迅速扩张。

1899年12月至1900年7月，梁启超赴夏威夷檀香山，号召当地华侨支持维新事业。檀香山是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在海外的大本营。梁启超凭借个人威望，争取到了革命党人的支持，创建了夏威夷维新会，并参与领导了庚子勤王起义，为起义筹款近10万元。庚子起义是海外华侨华人支持维新事业的一个高潮。海内外维新志士、反清会党、革命党力量，以及亚洲、美洲、澳洲的华侨华人几乎都卷入了这次起义，起义经费全部由海外华侨华人出资，梁启超弟子唐才常等在国内负责具体实施。7月，梁启超接到国内即将起义的函电，立即改变原定继续赴北美访问的计划，由檀香山急速秘密回国。但等他到达上海时，却收到了起义因走漏风声被镇压的消息。起义失败使维新事业再度陷入低谷，梁启超本人更遭受沉重打击。从湖南时务学堂便追随他，后来又跟随他到日本的11名学生中有唐才常等6人被杀。

1900年梁启超访澳期间留影

庚子运动失败后，梁启超于1900年10月至1901年5月奔赴澳洲继续发展维新会组织。梁启超在澳洲居住近半年，先后访问了西澳、南澳、维多利亚和新南威尔士四州，会见当地政府高级官员，到访了华侨华人较集中的城镇和工矿区，通过其极富个人魅力的演讲促成了10个维新会支部的建立，并获得了一定数量的捐款捐物。

梁启超在澳洲活动的最大成果，是在推动维新派组织发展的同时，也增进了澳洲各地侨社之间的往来和团结。由于澳洲各地维新会支部的建立，使得澳洲最东部悉尼的华侨华人与最西部珀斯的华侨华人建立起联系，有了共同的政治理想。梁启超还成功地把维新事业与祖国强大紧密联系起来，使得向来具有严重旅居过客心理的华侨也认为只要祖国强大起来, 他们在海外的地位自然会得到提升。

1903年3月至11月，应北美华侨邀请，梁启超赴加拿大、美国游历考察。梁启超居加拿大约两个月，主要考察了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省各维新会分会的选举运作机制。4月以后，他先后访问纽约等20多个美国城市，主要活动以演说为主，共发表演说达上百次，受到盛况空前的欢迎，筹款事宜和发展维新会组织都取得很大成效。如筹款方面，维新会计划集资中国银元120万，用于兴办实业。由于华侨或慷慨捐款或踊跃认股，筹款顺利到位，维新派势力迅速膨胀。访美期间，梁启梁受到时任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和国务卿的接见，更把维新会的活动推向了高潮，美国很快发展成为海外维新活动的中心。至1905年，维新会组织形成了一个覆盖北美乃至更广泛地区的庞大网络，当时, 仅南北美洲就建立了11个总会，86个分会。其中，美国（含檀香山）就有7个总会，58个分会，是当时美国最大的华侨华人社团。

兴办华侨教育

梁启超在日本亲眼目睹了华侨华人身处异国备受歧视的生存状况，认为通过正规学校教育使华侨华人子女获得知识、技能，是改善他们处境的一条重要途径。1903年他在《论中国国民之品格》一文中提出改造国民性格，提高国民素质是当务之急。为此，梁启超在日本积极兴办新式华侨教育，将其个人的教育思想和政治理想以及先进的教学模式实施到华侨学校的教育中，对后来的日本华侨学校甚至整个海外华侨教育都产生了深远影响。当然，通过教学在当地华侨中宣传维新变革思想，争取华侨的支持也是梁启超积极办学的目的。

横滨大同学校兵式体操团成员合影（1902年）

19世纪末虽然大约有60%的日本华侨聚集于横滨，但横滨华侨子弟只能通过传统的私塾教育模式接受有限的中文教育。1897年初孙中山接受横滨华侨冯镜如等设立华侨学校的提议，以近代新式教育模式在横滨开设了“中西学校”。康有为和梁启超到达日本后，康有为力主将“中西学校”改称“大同学校”。由于此时维新派的政治主张在华侨中颇受认同，因而“大同学校”在横滨华侨的支持下于1899年3月举行了开学典礼。由于梁启超个人的声望，大同学校的经营权一直由维新派掌握，成为维新派在日本的根据地，甚至梁启超的《戊戌政变记》也被列为大同学校教材。1903年，梁启超为大同学校创作了《爱国歌四章》，以饱含深情的歌词表达了对中国和中华民族之爱，激励学生为国家、为民族发奋图强。

横滨大同学校开创了近代华侨教育模式，影响了其后海外各地的华侨学校。至今在日本仍有着较高知名度的横滨山手中华学校和横滨中华学院就是由横滨大同学校发展而来。至今仍在马来西亚教育体系中占有一席之地的所谓“独立”华校教育，就是由曾在大同学校任职的华侨效仿大同学校模式创办和发展起来的。

除横滨大同学校外，日本另有三所现存历史悠久的华侨学校：神户中华同文学校、大阪中华学校、东京中华学校，其中神户中华同文学校和东京中华学校都与梁启超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1899年5月，梁启超专程赴神户中华会馆发表演讲，积极宣传创办华侨学校的必要性，在演讲中他指出中日战争中国之所以失败，是因为日本更重视国民教育，梁启超的演讲与当地华侨要求办学的愿望不谋而合，因此在神户华侨中引起了强烈反响。次年，神户华侨同文学校便成立起来，梁启超虽因流亡身份等原因未出任校长，但学校各项事务实际由其负责。1906年12月，梁启超从横滨移居神户。其长子梁思成进入神户华侨同文学校就读至1911年毕业。

从一般华侨学校毕业后，华侨学生也面临着无法接受进一步系统教育或更高层次教育的问题。为解决这一问题，梁启超经过多方努力，在横滨华侨资助下于1899年9月在东京创办了东京大同高等学校，即现东京中华学校的前身，梁启超亲任校长。除了解决华侨子女接受中文高等教育的升学问题外，梁启超还在横滨大同学校、神户同文学校加入了幼儿园阶段的教育，形成了从幼儿园到小学、再到中学和高等教育的系统性华侨教育体系，使华侨子女在各个年龄段都能得到具有针对性的教育。

所谓华侨教育，“确立中国人之自觉”是其有别于只教授中文和中国文化的汉语教学的核心理念和目标。梁启超的教育理念更是以“新民”的为目标来实施的。从日本华侨的角度来说，梁启超倡导的华侨教育不仅能够在异国他乡延续他们熟悉的传统文化，让他们的子女了解并热爱自己的家乡和祖国，而且能够让他们的子女成为在日本和中国都能安身立命的有用人才。为此，梁启超倡导中西结合的教学内容，使日本华侨学校成为中西文化相结合的桥梁，即既立足于中国固有的文化根基，又具有向西方开放的心态。在课程设置上，梁启超主持的华侨学校不仅有中国的历史、地理，更有世界文明史、政治学等西学。而且，为了将华侨学生培养成有助于中国更好学习西方先进文化和技术的人才，梁启超还大力推行外语教育。在梁启超的主导下，横滨大同学校就使用中日文双语进行教学，神户同文学校更增加了西文学习科目。日本华侨学校因此培养出许多精通三种语言的优秀毕业生，受到华侨社会和日本各界的广泛好评。

华侨学校既是梁启超为解决日本华侨子女教育问题而积极创办的，也是梁启超按照他个人教育思想和政治理念进行的教育实践。梁启超甚至一度想把日本的这些华侨学校建成政治学院，以宣传其政治思想。因而日本华侨学校也为维新事业培养了一批人才。著名的有从时务学堂时便跟随他，后又追随到日本的林锡圭、李炳寰、秦力山、范濂源、蔡艮寅（后改名蔡锷）等11个学生，后来或献身于庚子起义，或投身于中国民族民主革命和中华民国的创建。梁启超创办华侨学校的教育实践，揭开了日本近代华侨教育的序幕，为华侨教育在日本和其他各国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驳斥排华苛例

19世纪中叶大量中国人进入美国，从事淘金、修建铁路以及农业种植等，由于与底层白人劳工的经济利益及宗教文化冲突，很快受到一些美国白人劳工组织的种族歧视和暴力驱逐。1882年美国国会通过《排华法案》，正式以法律形式对中国移民进行各种限制和排斥。在了解到中国移民因《排华法案》而遭受的严苛和不公正对待后，梁启超致书时任驻美大使伍廷芳，即1897年《致伍秩庸星使书》，从美国下层白人劳工的利益之争以及赴美华工自身素质低下两方面分析了美国《排华法案》实施的原由，并提出了“立孔庙”“兴书院”“设报馆”“联公会”“劝工艺”等改良海外侨社文化习俗、提高华工文明素质的具体建议。

1903年，梁启超在美国华侨的接洽安排下成功访美，受到了华侨华人众星捧月般的拥戴，演说受到热烈欢迎，所到之处维新会组织应声扩张，同时他对在美华侨华人受到的歧视和排斥也有了更深切的体会和认识。正因如此，尽管他访美时也受到了美国政、商、宗教界的隆重礼遇，甚至时任美国总统与国务卿都分别会见了他，对他的政治主张和社会活动表示了赞赏与支持，但他始终是基于中国立场和民族情怀来看待美国和华侨的。因而当他感受到美国经济繁荣和国力日益崛起时，既心生羡慕，也对其争霸世界之势产生了强烈的警惕，对华侨华人因《排华法案》遭受的痛苦和伤害更是满怀激愤之情。

《记华工禁约》的多个单行本

《记华工禁约》是梁启超于1904年根据其访美时的日记撰写完成的《新大陆游记》中的一篇，反映出在游历的过程中，他对美国华侨华人生存状态的关注，这种关注同时也是他对于自己国家国民的再认识与考察。在该文中，他从经济角度全面阐述了美国因西部开发大肆招揽华工，以及华工与美国经济和民主、共和两党党争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肯定了华侨华人在美国西部开发中所做的贡献。同时，他采用美国人口统计数据，指出了在美华侨华人有约三分之二聚居于西部地区，招致西部白人排华情绪更为强烈的冲突背景，分析了由于美国《排华法案》的实施，导致中国移民与欧洲移民此消彼涨的情况，揭露了美国利用清政府不懂外交而在移民和出入境政策方面对中国采取的欺诈手段，通过对美国有关中国移民政策变化的梳理，逐条批驳了《排华法案》的内容，列举了美国移民当局苛刻欺凌中国移民的情形，严厉谴责了美国排华使中国人受到的种种伤害，并从国际法角度提出可以采取外交手段保护中国移民的合法权益。

1905年5月，中美关于续签《中美会订限制来美华工保护寓美华人条款》的谈判在北京举行。该条款实际是《排华法案》的补充延伸，中国民众的反美情绪因此高涨。在工商业界的组织发动下，一场声势浩大的抵制美货运动在全国爆发并波及海外。为支持这一运动，梁启超立即着手撰写了《抵制禁约与中美国交之关系》一文，对通过外交手段抵制美国排华政策进行了充分阐述。梁启超指出，美国的《排华法案》违反了此前中美双方所签条约中规定的“最优待国”待遇原则，因而中国有权对美国的《排华法案》提出反对。同时，他又从国际法和国内法角度阐述了抵制美货运动合法性，建议中国采取强硬态度，通过在中美贸易上对美国实施制裁，即抵制美货，迫使美国改变针对中国人的移民政策。梁启超还向海外各地的维新会发出《致各埠列位同志义兄弟书》的公开电，号召利用报纸和商会，从上海和广东入手为华侨利益展开坚决斗争。受此公开电鼓舞，各地维新会组织华侨联名上书清廷，恳请勿与美国续签禁约，并将维新会关于抵制美货的七项决议发往中国大陆各大城市，号召国人和海外华侨共同抵制美货和该条约，将抵制美货运动迅速在海内外推向高潮。

在抵制美货运动中，民族情感将海外华侨华人的命运与数百万国人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海外华侨华人的支持是维新会在海外生存的基础，因而作为美国最大华侨华人社团之一的维新会在第一时间支持抵制美货以抗议美国排华，并以领导者的姿态直接参与到抵制运动中，对中国国内政局、中美关系和美国华侨华人社会产生了多方面的影响。

对于维新会而言，支持抵制美货、反对排华，其目的一方面确实是希望维护华侨华人切身利益，改善华侨华人在美处境；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吸引更多华侨华人入会，壮大其在海外的声势，扩大其在国内的影响力，成为国内外沟通的桥梁，以达到其实现保皇救国、维新变革政治主张的目的。在此次运动中，维新会不仅为在美华侨华人发声，积极奔走，与中美两国官方对话，敢于提出抗议并斡旋解决办法，更重要的是呼吁海外华侨华人与国内民众团结一致，通过在海外华侨华人中募捐筹款为中国国内的抵制美货运动提供了切实的资金支持。因而维新会通过此次运动为维护华侨华人利益发挥了积极作用，加强了海外华侨华人与国内的联系，而且作为一种缓冲力量，缓和了抵制运动期间中美两国之间的紧张关系。

对于美国华侨华人而言，抵制美货运动，虽然没有能促成美国废除排华法案，但迫使美国放宽了对于华侨出入境的有关规定，并同意退还部分庚子赔款，且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华侨华人在美国的待遇。抵制美货运动，既为华侨华人融入美国社会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开端，改变了美国华侨华人社会的政治形态，也激发了美国华侨华人民族意识的觉醒，华侨华人通过对维新会的支持反映出了强烈的民族自豪感、爱国情结与政治认同，意识到只有祖国强大才能摆脱被歧视压迫的命运。

结语

戊戌变法失败后，康、梁出走海外，不料在海外华侨华人的支持下，有了更广阔的政治、思想和文化活动空间，他们通过出版宣传、组织结社、兴办教育和实业，对海外华侨华人和国内广大民众，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启蒙和动员，海外华侨华人也对其政治主张在资金和人力等方面给予了积极支持，形成了中国近代史上一段双向奔赴，相互成全的波澜壮阔场景，反映出了那一历史时期华侨华人寄希望中国通过维新变法实现国强民富，并能给予他们改善在海外处境的支持。他们的所作所为，建立了在学术上所谓的华侨华人与中国的“强关系”时期，为华侨华人在辛亥革命时期掀起第一次爱国高潮，做了充分的前期准备，奠定了坚实的群众基础。

美国德州地方官员为梁启超到访举行欢迎仪式

梁启超一生致力于国家民族复兴大业，是中西兼通、具有世界格局的政治家和实干家，是学术研究大家和“百科全书式”的启蒙教育家。他在海外的活动是在华侨华人的支持和帮助下开展的，他通过这些活动也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华侨华人素质，增进了华侨华人间的团结，维护了华侨华人权益，加强了华侨华人与中国的关系。他与海外侨社是双向互动和相辅相成的。对于华侨史而言，他是华侨教育的第一人，是正视华侨华人与中国关系的第一人。梁启超对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认识、对于华侨华人贡献与作用的肯定，对于改善华侨华人处境与地位的努力，值得我们在新的时代里继承和发扬。

作为中国近代社会“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中的重要人物，丰富的异域经历体验为梁启超认清国际局势、更新思想观念与坚定政治主张提供了契机，为其成为“百科全书”式的人物提供了丰富滋养，也使梁启超得以通过中外比较和世界性的眼光，形成了确立中华民族意识和借助华侨华人力量来寻求救国和强国之路的设想和探索，他本人也在这一过程中成为了“西学东渐”、传统与现代、以及华侨华人与中国之间的一座重要桥梁，堪称国家之栋梁、民族之脊梁、华侨之桥梁。